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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雕塑我們的城市
2019-05-16

在一個多小時的采訪中,曹春生多次使用“無序”、“沒規矩”這樣的字眼,表達了他對當前國內城市雕塑現狀的不滿。

現年70歲的曹春生早年師從雕塑泰斗劉開渠先生,現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、全國城雕委藝術委員會主任。談起國內城市雕塑發展的總體狀況,這位老雕塑家的評語是:好的作品不少,但更多作品“不太好”,甚至“很不好”,是城市垃圾。

事實上,如此尖銳的批評并不只來自曹春生一人。近年來,城市雕塑在國內的發展可謂轟轟烈烈。然而,伴隨著各地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城雕作品,類似“視覺垃圾”、“城市敗筆”的批評也不絕于耳。一項廣為媒體引用的數據是:上海對本市城市雕塑進行普查,結果平庸的占80%,優良的占10%,低劣的占10%。難怪有評論稱,國內城雕是“一堆垃圾里也可能有那么一件鳳毛麟角”。


城雕亂象

“多”和“濫”帶來的,是不可避免的“建了又拆,拆了再建”。

城市雕塑,在國外更多地被稱為公共藝術。其在我國的興起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。1982年“全國城市雕塑規劃組”的成立和1984年舉辦的“全國城市雕塑設計方案展覽”為我國城市雕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。

在全國城雕委辦公室規劃研究中心主任白一看來,城市雕塑在上世紀80年代的發展基本健康。當時參與這項事業的,主要是一批剛剛從“文革”的壓抑中解放出來的老藝術家,以及一些美術院校的師生。“全國也就那么幾百號人”,每年的作品數量大約在兩千件左右。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在已經成為精品和標志的雕塑,比如深圳的“孺子牛”和蘭州的“黃河母親”。

1990年之后,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,使得我國城雕進入發展的“黃金十年”。各地對于城市雕塑的熱情高漲,雕塑市場的火熱帶動了大批企業和個人參與其中,雕塑公司、“雕塑之鄉”紛紛涌現。尤其近年來,成片開發雕塑主題公園,集中建造長廊、風景線、海岸線、廣場、大道等等,已成為各城市政府的工作重點之一。

與之相伴的,則是大量“雕塑垃圾”的出現。“大到北京、上海,小到縣城鄉鎮,到處都在做城雕,仿佛一夜之間要把所有空間都填滿,但精品少、敗筆多,九成以上的城市雕塑不僅沒有起到美化城市的作用,反而成為無法抹去的新的視覺垃圾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雕刻家如此評論。

據估計,目前全國每年新增城市雕塑遠在萬件以上。不過,由于缺少的統計和管理,沒有人能說出這個準確的數字是多少。伴隨“多”和“濫”的,是不可避免的“建了又拆,拆了再建”。前幾年,北京昌平“雕塑一條街”充斥的垃圾雕塑至今令許多業內專家耿耿于懷,這些雕塑現在已經被全部拆除。

“無序開發,盲目建設。” 面對當前城市雕塑暴露出的種種問題,曹春生憂心忡忡。


亂自何來

創作人員的市場準入管理相當混亂,盲目模仿和抄襲成風。

曹春生堅持認為,城市雕塑不是 “后院藝術”,“不是一件誰都能干的事情。”

1993年9月,文化部、建設部聯合頒布的《城市雕塑建設管理辦法》規定,城市雕塑的創作設計由持有《城市雕塑創作設計資格證書》的雕塑家承擔。1987年至2002年期間,全國城雕委共向931人頒發了資格證書。

但種種因素導致這條規定從來就沒有落實過。現實的狀況是,創作人員的市場準入管理相當混亂,大量不具備素質的人在搞創作,一些包工頭、民間石匠、美術愛好者,在利益的驅動下到處承接城市雕塑業務,有的城市甚至出現了街道辦事處主任操刀搞創作的現象。

在我國美術界,流傳這樣一種說法:兩大“亂”,一是書法,二是雕塑。“現在是誰都往這個門里靠,原先畫畫的,搞設計的,搞建筑的……現在都來做城雕。”

從業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,加之盲目模仿和抄襲成風,使得許多地方的城雕千篇一律,毫無個性。“奔馬”、“醒獅”是常見的題材,“火箭”和“原子結構”成為象征科技的“老生常塑”。全國至少有4個地方立起了“黃河母親”,前兩年抽象藝術流行,結果許多鄉鎮政府的門口都豎起了“一個球加幾條飄帶”的所謂“抽象藝術”。在南京和廣州等城市,竟然出現了專門配套生產、銷售大小不同的圓球、飄帶,可以臨時組裝“抽象雕塑”的商店。


藝術?工程?

許多雕塑成為領導的形象工程、政績工程,這是當前城雕總體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。

據了解,如果把雕塑任務交給正規的機構或雕塑家,一件完整經過前期策劃、評估、小稿設計、方案修改成品的城市雕塑,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的工作周期,花費至少在10多萬元。而如果找一些民間所謂“公司”和“工程隊”來做,幾個月就可完成,花費也只需要一兩萬元。

對于一些地方政府領導而言,雕塑所需的錢不是問題,但時間有點等不及。“常有這樣的情況,地方政府興致來了,就找到我們,要求我們在半年甚至兩三個月時間拿出成品來,這根本就不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。太浮躁,太急功近利了。”曹春生說。

目前,許多地方在確定雕塑方案時采用了招標的方式。但是,作為藝術品的雕塑很難量化考量,許多問題都是“一把手”說了算,這使得目前的城雕招標中腐敗、不公平和地方保護等現象時有發生。招投標變成了“跑工程”,許多有名氣的藝術家不愿參與其中,反過來也制約了中標作品的水準。

采訪中,多名雕塑家不約而同地對當前城雕工作中的“長官意志”進行批評。“一些領導,根據個人好惡、個人修養、審美認識以及自己偏愛來定做什么雕塑作品,許多雕塑成為領導的形象工程、政績工程,這是當前城雕總體水平不高原因之一。”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、北京市人大代表李向群說。

不少雕塑家都有對自己的作品痛心疾首的酸楚經歷。身不由己,多種非創造性因素直接參與的結果往往使作品成為一個“四不像”的折中妥協物。山東工藝美術學院胡希佳在一篇文章中談到,長官意志主宰雕塑作品設計,雕塑家自身的藝術特點無法體現,在制作上,又只把城市雕塑當成一個工程來做,外行指揮內行,讓雕塑家成了被動執行的“工匠”。有些城市雕塑不按雕塑本身應有的成本制作,更不按雕塑正常的工作周期施工,需三個月的制作工期,只給一個月的時間,加之部分施工單位的水平有限、偷工減料,“垃圾雕塑”的產生也就再容易不過了。


路在何方

更多的業內人士呼喚以立法手段規范和協調城市雕塑市場。

白一認為,對于國內城雕建設中存在的種種問題,應當通過加強城市雕塑規劃來解決。

所謂的“城市雕塑規劃”,即“在城市總體規劃的基礎上,通過綜合分析、考察城市歷史文化、經濟結構、各種社會資源及風土人情、人文景觀和城市性格品質,經過系統化的構思、創意設計,形成科學、文化、生態、發展的綜合規劃體系,形成全局性的雕塑藝術意象組合形式。”

在這個長長的學術定義之外,白一已經參與了幾座城市的雕塑規劃項目。他認為,通過規劃,可以使城市雕塑擺脫目前“亂”、“散”、“濫”的局面。“以前做雕塑,是一件一件做,后來是一組一組做,今后要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去做。”

不過,也有人對此持保留觀點。西安美術學院雕塑系主任、陳云崗認為,在我國,能夠制定城雕規劃并認真落實實施的城市,幾乎沒有。重要原因之一在于,我國正面臨著歷史上迅猛的城市化進程。城市本身的面目尚處于不確定之中,遑論城市雕塑。“真不知道,當前我國哪一座城市的規劃能夠讓人看到,并看清楚某條街、某座樓、某片廣場、某種色彩是確鑿的?當這些因素均不確定時,相應的城雕規劃的實際意義則大大降低。”

更多的業內人士呼喚對城市雕塑市場的規范和協調。有專家認為,對包括城市雕塑在內的公共藝術進行立法已經刻不容緩。作為一種與建筑、公共環境關系密切的藝術形式,城市雕塑注定與城市建設規劃緊密相關。我國的城市建設發展非常快,以至于規劃經常趕不上變化,隨意性太強,在城市建設中應該用立法的手段來解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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